催收行业“上岸”之难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李明子 哈力克
发于2023.8.21总第1105期《中国新闻周刊》杂志
“让世界没有挽不回的诚信”——在湖南长沙,隔着玻璃门,永雄集团总部前台背景墙上这句标语依旧清晰可见。
但整个催收行业的“诚信”,又在经历新一轮拷问。“当暴力催收盛行,用常规方式做催收很难维持生计。”从业十多年,李峰见证了催收行业从萌芽、爆发到混乱。“逾期债务越来越难催回,反催收黑产不断打破底线,对催收监管趋严,三方压力下,行业到了不破不立的阶段。”疫情期间业务量下降,李峰不得不退出转行。
新冠疫情期间,催收行业又经历了一次阵痛,国内“催收巨头”永雄集团也不例外。“员工从新冠疫情前的1.7万人,降至疫情结束后的7000人,经此事件后又陡降至2000人”“集团账户和流动资金冻结,经营难以为继”。2023年5月25日凌晨,永雄集团在官方微信公号宣布停业,但公告很快又被撤回。
永雄集团的停业风波,为催收行业再一次敲响了警钟:行业的灰色地带正面临越来越严格的监管,也再次引发了巨大的社会不信任。
“近日,有催收公司停业事件在社会上引发巨大舆论关注,并将催收行业推到了社会公众面前。”永雄发布公告第二天,5月26日,中国中小企业协会不良资产清收专业委员会,很快出面表态,并发布了一份《倡议书》,呼吁执法部门“理性、客观看待催收行业,既要打击暴力催收、侵害公民信息安全的害群之马,也要保护合法合规经营的催收公司。”
事实上,从P2P爆雷之后,催收行业就已经面临过一轮行业整顿潮,但一直处于尴尬境地。在外界看来,催收行业“不良”形象还是长期难以扭转;对于金融机构而言,如何管理庞大的自营催收团队和委外机构,也始终是其面临的一大问题。
“催收行业的尴尬处境一定程度上与缺乏行业标准有关。”一位借贷领域资深从业者说,催收行业立法仍处于空白地带,实操阶段缺乏参照标准,同时也让不法分子“钻空子”,导致反催收“灰产”猖獗。
中国的催收行业,到底该何去何从?“中国的催收行业诞生于2003年,经过20年的发展,已成为一个有着数千家公司、数十万从业人员的行业,每年为金融机构收回逾期及不良贷款逾千亿元。”前述《倡议书》呼吁,有关部门进行催收行业立法。
“催收巨头”整改中
“永雄被查,引发了全社会对催收行业的关注。”这是业内人士的一致感受。
今年5月,永雄在其官方账号发布的《告全体员工书》中提到,2023年4月3日、4月10日和5月19日,安徽警方跨省执法,相继介入集团卫成公司吉首分公司、集团怀化分公司、湘潭分公司和邵阳分公司调查,共将179名员工强制带往安徽,并分别采取监视居住、取保候审、刑事拘留、逮捕等刑事强制措施。目前,共有3名员工因涉嫌寻衅滋事罪被批捕。
随后,永雄集团又发布了关于撤销《告全体员工书》的情况说明一文。5月25日午后,这两篇文章均显示已被发布者删除。
“在停业整顿,其他不便透露。”《中国新闻周刊》以咨询催收业务的名义联系到一位永雄中层管理人员,该人员表示:“到10月前后能恢复营业,公司有要求,现在被各方盯得紧,其他情况不好多讲。”
位于长沙麓谷芯城科技园的永雄集团总部拒绝访客,公司保安表示,目前不招聘,不接新业务,员工都已放假,办公楼禁止外人进入。
不过,一家汇集了长沙本地招聘信息的媒体公众号在7月8日发布了永雄的招工信息。招聘风控专员,月薪4000~5000元,工作内容主要是负责信用卡逾期账户管理。岗位要求,从事过信用卡及个人消费供款催收经验者优先。
记者在公司大楼外看到,二层及五层以上落地窗被白色卷帘挡住,部分窗格的白色帘布上印有“永雄集团”四个大字,三四层窗帘已经收起。园区物业人员说,永雄总部业务部没上班,行政、后勤等部门还有人在办公。
永雄官网显示,该集团是国内个人信贷不良资产管理集团公司,成立于2014年4月,集团总部位于湖南长沙,分支机构遍布全国20多座城市,在信用卡、消费金融等个人信贷不良资产管理、科技研发等多领域发展。
被查之前,湖南永雄号称是全国规模最大的催收公司,2019年曾尝试赴美上市,冲击“催收第一股”,但未成功。
招股书披露,截至2019年6月30日,永雄占据16.6%的市场份额,是第二名的两倍。在国内29个城市的运营中心拥有10915名全职催收人员,占其员工的95.0%,并且还有1109名具备多年催收经验并有资格与债务人进行直接谈判的催收专家。永雄集团与中国十大商业银行中的七家建立了长期合作和业务关系,还为某些大型互联网消费金融公司提供了服务。
传统催收主要是靠“人海战术”,永雄的办法是在人力成本低的城市大量开设分公司。工商信息显示,2014年至2019年,永雄集团在全国开设了40家分支机构,仅2018年就开设了25家分公司。目前只有16家为存续状态。
2015年,永雄成立集团公司,随后卫成、卫雄、卫信三家全资子公司相继成立。目前,永雄集团法人已经更换为创始人谭曼的妻子周小芳,但湖南卫成信用风险管理有限公司仍由谭曼担任法人,该公司2017年从长沙搬到了谭曼的老家,湖南娄底新化县。
《中国新闻周刊》在新化看到,卫成公司总部与新化县人民法院仅一路之隔。该公司户外广告宣传称,卫成公司总部是新化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的重点招商项目和利民工程,由新化县委书记和县长亲自主导引进,依法依规享有配套优质服务与鼓励政策,为新化脱贫攻坚事业提供了新的强劲动力。
卫成公司曾通知员工于6月12日复工,未到岗者将被视作离职,而到岗员工也在当天被要求办理离职。因赔偿问题未谈妥,6月14日晚,大量员工聚集到公司娄底分公司讨要说法。目前,该公司已经人去楼空,收发室门口堆放着大量快递,新化卫成公司保安表示,公司目前处于停业状态。
“永雄自身存在问题,具体情况要等官方调查结果。”一位业内知情人士透露,中国中小企业协会不良资产清收专业委员会是国内唯一一家合法注册、成立的催收行业的自律组织,受国家发改委业务指导和民政部行业监管,永雄集团一直都不是其会员单位。
黑猫投诉平台上充斥着数百条对“湖南永雄”的投诉,包括电话轰炸、骚扰同事、对负债者家人软暴力催收等问题。
关于此次永雄集团被调查的原因,澎湃新闻此前报道,多名湖南永雄前员工称,安徽警方跨省执法是因为,一家成立不久的分公司有员工侵入安徽某政务信息网站,通过爬虫软件搜集大量信息。安徽警方在另一分公司调查过程中,又发现有催收员冒充公检法人员进行催收。
记者致电安徽警方问询案件进展,对方表示,待结案后以经办机构发布消息为准。
“永雄并不能代表中国催收行业。行业里正常的催收业务都在继续开展。”不过,上述业内知情人士也坦言,永雄出事对行业招聘新人造成困扰,“很多年轻人来应聘,一看是做催收,怀疑是不正规工作,或是家人都表示反对,就走了。”
正常催收还是受到了影响。他抱怨,“一些不明事理的债务人,在反催收鼓动下,以为永雄出事了,就可以更理直气壮地不还钱了。”
“用暴力方式来提高回款”
在催收圈内,永雄是出了名的“能啃硬骨头”。其催收业务一般逾期超过一年,甚至已经在市场上经过几轮打包销售,因此公司分润也最高。
一位借贷领域资深从业者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金融机构的贷后催收工作分为内催和委外两个环节。通常情况下,逾期三个月(M3)之内的短账龄资产由机构内部处理,超过三个月的逾期贷款则分派给第三方催收机构。
“M3以上逾期客户基本经历过几轮内催,要么还款能力不足,要么还款意愿不强,回款比率较低,无法覆盖内催的高成本,这也是大量催收公司存在的空间。”上述借贷领域资深从业者解释。
李峰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催收公司分润比例视逾期程度、负债人数量、个人债务额等情况而定,分润通常在30%左右。有的逾期几年的债务,金融机构会直接打包转卖债权给催收公司,催回的款项扣除购买成本就都是利润,运气好的话,催成一笔大单就能回本。
据永雄集团2019年计划赴美上市时的招股说明书,其佣金率在35.3%以上。不过,此次上市计划并未成功。
“总额太小的业务我们不接,永雄每单业务总量都以亿元计。”上述永雄中层管理人员表示,非银行信用卡的其他挂牌机构的合法债务,逾期超过一年、总额在百万级的,分利至少占催回金额的40%、甚至50%。“但现在舆论不鼓励催收,又被盯得紧,三七开很难。”
永雄有多赚钱?今年1月14日,永雄集团创始人、总裁谭曼在2022年度总结表彰大会上透露,2022年永雄集团提供就业岗位上万个,贡献税收超1.5亿元,实现营收超8亿元。2023年永雄集团将力争实现人员规模稳定1万人以上、年营收10亿元以上、年上缴税收1亿元以上、新增客户单位10家以上等年度任务目标。
“个债催收就是拿高射炮打蚊子,只有靠密集的劳动力,才能实现规模效益,银行、网贷公司、律所都无法覆盖这笔人力成本,只能委托给第三方机构。”一家企业信用管理咨询公司负责人林洲说,业内称永雄这类公司员工为“催收狗”。
在永雄的系统中,催收员个人能拿到多少薪资?据永雄集团官微显示,其催收员月底薪为2500元,长沙地区为3050元,收入主要靠提成,催回金额越高,提成比例越高。有员工表示,催回3万元以上能拿到8%的提成。
在催收行业,催收公司员工工资多以底薪+高额佣金提成的方式发放。这种收入结构,也在变相刺激催收行为越界。业绩考核的压力,层层传递到每一位员工身上。
为了实现高催回率,暴力催收、违法催收,成为行业潜规则。“佣金率高的话,必然会用暴力方式来提高回款。”多名永雄前员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如果完全合规,是回不了款的。”
“什么样的年轻人会甘愿做这样的工作?好管理吗?永雄出事早在业内意料之中。”林洲坦言。
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上,以“催收、侵犯公民个人信息”为关键词,能搜索出多起与永雄相关的案件。2017年,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检察院指控宁某某等4人犯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使用微信、QQ等社交软件,通过向上家购买、交换等方式,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并出售。此外,宁某某获取信息的途径还包括“所在公司部分工作微信群”,宁某某任职湖南永雄资产管理集团公司从事信用卡催收业务。
还有媒体报道,2020年9月,贵州贞丰县法院一起涉及2万条公民信息买卖案中,永雄温州分公司员工万某为催讨债务,将21774条含有公民身份证和姓名的公民信息提供给兰某,兰某再从运营商员工刘某处购买这些身份名下的手机号码。每卖出一条手机号码,刘某可以收益1.5元到2元。
合规问题一直深度困扰着永雄。2022年,永雄启动国内主板上市计划,企业合规被一再提上日程。“我们只接合法持牌金融机构的大单,高利贷等非法债务肯定是不受理的。”上述永雄中层管理人员强调,“公司严格合规,也会培训员工如何规范催收。”
永雄在《告全体员工书》中也强调,“永雄集团绝对不存在公司违法犯罪行为”“个别员工的违规违法问题仅仅是个人的问题,绝不是有组织的集团行为。”
“这类合规行为的本质是在公司与员工之间设立隔离带。” 长沙一家从事催收相关行业的企业负责人说,一旦员工违法违规,纯属个人行为,“因为公司已经做过相关培训了。”
多家公司相继出事
在永雄之前,自称“处于金融服务商(核心委外机构)营业额业内全国第二名”的湖南强贲早已被查。
2021年11月30日,警方在湖南长沙某写字楼内当场抓获该公司177名涉案人员,扣押作案用服务器3台,扣押、冻结涉案资金500余万元。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来到湖南强贲位于天心区蓝湾国际广场A座的办公区发现,楼层照明被损坏,公司大门紧锁,内部公共区全部清空,仅剩墙上张贴的几张“强贲信用”字样的告示板,显示这里曾是催收公司。
“合规催收禁令通知”告示上,还强调了“八项催收禁令”,包括“严禁冒充公检法”“严禁暴力催收”“严禁泄露、买卖客户信息”等内容。
“催收禁令”,如今成了这家公司最讽刺的一幕。
警方调查显示,湖南强贲主要承接银行、信贷等金融机构不良资产管理及信用卡催收业务服务。为提高催收成功率、提升业绩,湖南强贲公司将催收对象还款金额直接与业务部绩效收入挂钩,在银行提供的个人信息无法联系或者催收对象还款意愿不强的情况下,组织公司人员就通过网络黑灰产渠道大量购买公民个人信息,再将这些公民个人信息贩卖给公司员工用于催收。
湖南强贲还巧立名目,以“水果费”“风险费”等名义,每月从员工工资中扣除几百到数十元不等的费用,作为购买公民个人信息的资金。通过专案组初步调查,该公司月均购买公民信息10万余条,累计非法获取公民信息达200余万条。
资料显示,湖南强贲公司成立于2014年,在杭州、长春、西安、黄石、郑州、武汉、深圳均设有分公司,和微众银行、交通银行、邮储银行、中信银行、浦发银行等银行都有过合作,湖南强贲还获得中信银行2021年第一季度抢案“六星级优秀委托机构”称号。
委托方的金融机构,是否需要对违法催收担责?据了解,部分金融机构与外包催收公司合作时,会要求外包催收公司按照提供的行为准则来展开催收业务,确保合法合规催收。比如,一些银行会要求催收公司在银行提供的场地进行催收,或者在银行所在城市进行办公,银行会派监督员上门。一些银行,要求催收员使用银行内部系统,催收员需要按照规定的话术进行催收,整个过程都会被录音。
但这种全程监管的方式只是极少数,不少“逾期项目”都经过了层层转包,穿透式监管根本不现实。不少金融机构会将不良资产打包卖给资产管理公司,资产管理公司可能还会将其卖给下游机构,这些催收公司就会购买相关资产包,再对其中的资产进行催收。
大多数情况下,金融机构无法避免外包机构为了达成催收成功率而使用过激行为。
另一方面,“反催收联盟”等金融黑产,在近年来也给催收制造了更大的麻烦。“反催收越来越猖獗、个人债务逾期越久,越难收回。”林洲分析说,催收公司为了生存,只能继续加大施压力度,在法律对催收行为定义不明的情况下,大多数公司难免走向违法之路。
事实上,今年自3月起,除永雄外,另有多家湖南催收公司被安徽警方跨省执法。据南方周末报道,3月13日当天,湖南众诚不良资产处置有限公司、湖南华威金安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湖南诚普法律咨询有限公司被查。
湖南诚普,位于永雄集团总部西北侧一幢大楼的二层,直线距离不足50米。目前,该公司玻璃门紧闭,办公区干净整洁,工位整齐。大楼物业人员回忆,当天该公司有三十多人被带走。
相距不到5公里,麓谷企业广场一栋写字楼的19楼,是湖南华威金安的办公所在地。这里同样大门紧闭,因为撤离匆忙,地上还散落了几本小册子。而湖南众诚,位于一间连锁酒店的18层,主办公区玻璃门从内部锁死,工位上还留有电脑、打印机和个人物品,办公区一侧的办公室内放着一张行军床,但并未有人应答。其他几间合办公室已经搬空,物业人员正在组织装修,准备转租出去。
行业需要“系统性变革”
“市场回暖,但经济还不景气,催收业务明显增多。”今年上半年,林洲几乎连轴转地出差,从事企业催收工作二十多年,从没像今年这样忙碌。
最新发布的《中国金融稳定报告2022》显示,不良贷款有所增长,资产质量下迁压力较大。截至2021年末,银行业金融机构不良贷款余额3.63万亿元,同比增加1534亿元,不良贷款率为1.80%,同比下降0.12个百分点。但逾期90天以上贷款余额达到2.84万亿元,同比增加1945亿元,增幅达7.36%。
超过三个月的逾期贷款大幅增加,给催收行业提供了潜在的大量业务空间。
疫情之前,催收行业也一直处于快速爆发期。永雄集团招股说明书显示,根据iResearch的数据,中国催收行业高度分散、竞争激烈,由大约3000家公司和机构组成,市场参与者包括国内律师事务所、小型催收机构和大型私有的消费者应收账款管理公司。从2013年到2017年,中国催收市场的总收入以48.5%的复合年增长率在增长,而同期美国市场的复合年增长率为2.9%。
在野蛮生长时代,暴力和软暴力催收引发的极端案件,时有发生,刺痛社会神经。2021年11月1日,《个人信息保护法》实施。2022年,公安部等九部门将软暴力催收、失联修复盗用隐私信息列入常态化扫黑除恶行动。“个人贷后催收领域遭遇了史上最全最严最强的监管。”林洲评价,“相关制度接连出台,催收靠非法手段获取利益的野蛮生长时代基本宣告结束。”
但合规问题并没有真正解决,这对催收行业来说始终如鲠在喉。
“行业内频现的侵犯公民个人信息乱象,不仅造成社会大众对催收行业的质疑和信心缺失,甚至因个别催收机构及人员实施违法犯罪催收行为而否定整个行业。”2022年12月10日,在湘潭大学永雄楼召开的第五届“信用法治·韶山论坛”分论坛上,有专家总结,这导致催收行业在监管和舆论的夹缝中艰难求生。
在征信不够完善的环境下,催收行业本身也面临重重难题。比如,很多逾期时间较长的债务人为逃避债务频繁更换联系方式,导致债权人及其委外催收机构的提醒还款等催收服务无法正常开展。在这种情况下,催收人员不得不耗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用于信息修复、请求第三方协助催收和请求第三方代偿等。期间,不规范的催收行为时有发生。
部分催收机构和催收人员,采取过度方式或强硬措施进行施压,甚至有部分催收人员铤而走险,进行违规违法犯罪催收,如通过非法或不正当方式获取债务人的个人信息、冒充公检法等公职人员催收、黑社会性质软暴力催收、用“呼死你”软件进行电话轰炸等。
“传统电话催收模式现已面临合规性以及收益下滑的双重挑战。”相关业内专家在上述论坛指出,探索新的平衡,杜绝催收过程中因失联信息修复引发的刑事风险,已成为当下催收行业亟须解决的紧迫问题。
在湖南,部分金融机构、催收机构正在联合通信运营商推动“三网修复、失联连通”模式来破局。具体操作方式是,移动、联通、电信三大通信运营商依托于自身海量数据,在确保数据隐私安全的前提下,通过加密身份证号码发现失联人当前活跃的手机号,再通过虚拟号外呼的方式为银行、委外催收机构、保险、法院、政府等单位提供失联用户触达服务。
前述业内知情人士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规范催收行为需要依靠更强大的监管力量。他举例介绍,如不良资产清收专业委员会的会员单位,基本只接银行贷后业务,办公现场全方位监控,工作用通讯设备72小时录音,受到银行方面监管,一旦违约将失去银行大客户。
在监管合规的压力之下,贷后管理产业链不断升级,“科技化”也是催收升级的路径之一。
以AI为代表的新技术正逐步进入催收行业。例如,一些AI公司可以根据金融机构的催收需求,针对不同类型的逾期客户分别建立相应的催收措施,这一方式更有助于被监测和标准化,相对传统催收来说更透明、更易复盘,也受到了一些机构的青睐。据证券时报报道,目前招联金融、中邮消费金融、马上消费金融等均使用了催收机器人。
作为产业链源头,金融机构也要做出改变。“如果作为产业链源头的金融机构在放贷环节审批不严,放宽审批标准,或试图用提高利率的方式弥补废债成本,必然会出现违约逾期,必然还有失信,这些逃废债人群通过常规催收方式几乎不可能催回,难保不出现新的涉嫌违规的问题。”林洲指出。
催收行业的“国标”,对行业来说,也值得期待。今年5月,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在北京召开了“催收国家标准研制与催收业务规范健康发展”工作会,拟推出贷后催收标准方案与管控措施,即《互联网金融 个人网络消费信贷 贷后催收风控指引》(下文简称“催收标准”)。有消息传出,最快将于今年三季度发布。
“催收标准”指出,金融机构应明确第三方催收机构的选用标准和准入程序,实施名单制管理,并“指定一名高级管理人员负责管理催收工作”。
该标准对催收对象和催收时间也有严格界定。例如,金融机构和第三方催收机构应对债务人及其担保人、连带责任人(下称“相关当事人”)催收,不应对无关第三人催收。金融机构与债务人的合同协议未明确催收时间和频次的,催收作业应在恰当时间开展,不应在每日22:00至次日8:00催收。催收手段上,不应隐瞒身份,假冒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等组织机构或以个人名义开展催收。
“行业标准统一后,也能一定程度上抑制反催收黑产。”上述借贷领域资深从业者表示,以往催收行业想自我规范也没有参照标准,难以把握催收尺度,让反催收黑产钻了空子。“有标准总比没有强,但关键还要看能否执行到位。”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林洲、李峰均为化名)
《中国新闻周刊》2023年第31期
声明:刊用《中国新闻周刊》稿件务经书面授权 【编辑:唐炜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