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杭州6月1日电(王逸飞)今年是浙江实施“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千万工程”)20周年。20年来，以其为总牵引，浙江造就了万千美丽乡村，造福了万千农民群众，逐渐探索出一条加强农村人居环境、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科学路径。

　　“千万工程”给浙江带来巨大变化的深层次原因是什么？对中国农村发展又有何种启示？浙江大学中国农村发展研究院首席专家黄祖辉6月1日接受中新网记者专访，围绕上述问题作出解析。

　　“改变的是人居环境，更是营商环境”

　　2003年，为改变农村地区遇到的环境、发展问题，浙江启动“千万工程”——从全省选择1万个左右的行政村进行全面整治，把其中1000个左右的中心村建成全面小康示范村。由此该省农村迎来一系列嬗变。

　　谈及“千万工程”给浙江农村发展乃至省域发展带来的作用，黄祖辉表示，“‘千万工程’是不断迭代升级的，既经历了示范引领、整体推进、深化提升、转型升级的过程，又经历了从温饱型生存需求向小康型、共富型发展需求跃升的过程。同时它不仅是乡村人居环境改善的建设工程，也是乡村的民心与民生工程、村庄的治理与发展工程、城乡协调与融合的枢纽工程，对促进浙江发展的作用是全方位的。”

　　在其看来，20年来，“千万工程”在浙江产生了多个联动与互动效应。“它首先改变的是乡村人居环境，人居环境的改善与升级又带动了乡村教育、医疗、文化等公共事务的发展，同时也调动了广大村民对乡村人居环境设施管护的积极性。其次，它改变的也是乡村的营商环境，使村庄同时成为城市居民休闲生活所在地，让美丽乡村转化为美丽经济成为可能，促成乡村一二三产的融合发展和城乡融合发展。这反过来又增加了农民的就业机会和收入，对乡村共富发展产生了显著效应。”

　　坚持“农民需求”“实干精神”

　　如今的浙江乡村，在诸多数据上让人眼前一亮。如浙江已建成特色精品村2170个、美丽庭院300多万户，创成A级景区村11531个；实现5G网络、光纤资源实现重点行政村全覆盖；累计建成20511家农村文化礼堂；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连续38年居全国省(区)第一……

　　黄祖辉认为，“千万工程”能够为浙江农村带来巨大变化的深层次原因，在于其体现了多个“坚持”。

　　“首先，‘千万工程’坚持了农民需求、人民至上和实践需求、创新发展，体现了真理力量、实践伟力，具有历史性、开拓性和引领性。其次，‘千万工程’坚持了党领导广大农民以及社会多方力量参与建设的方针。第三，‘千万工程’坚持了‘一张蓝图绘到底’、一任接着一任干、久久为功的信念，和持之以恒的实干精神。”黄祖辉说。

　　此外，在“方法论”上，黄祖辉表示，“千万工程”在实践中还坚持了上下结合、长短结合、软硬结合、里外结合、多方联动、城乡互动、统筹推进的方式方法，进而使浙江乡村环境呈现了全域化、常态化、和美化的变化，整个浙江呈现城乡融合、各美其美的格局。

　　五方面启示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题中之意。黄祖辉认为，“千万工程”对当下中国农村发展，尤其是对乡村建设和环境治理方面有五点启示意义。

　　一是既要坚持政府主导，又要重视引入市场机制和社会力量。市场机制和社会力量的介入是乡村建设和环境治理有效性、持续性的重要因素。

　　二是既要力求有效供给，又要重视高效管护。乡村建设需要增加投入，但同时对于具有公共性的乡村设施，有效的营运管护尤为重要，它是乡村公共设施可持续利用的重要保障。

　　三是乡村建设既要防止大拆大建，又要避免低效配置。尤其要防止侵害农民权益、损害乡村生态环境的大拆大建，同时也要避免走向另一个极端，即忽视乡村环境优化，尤其是忽视公共服务设施空间优化的低效率乡村建设。

　　四是乡村建设既要重视普惠性、基础性和兜底性，又要注重动态性、差异性和发展性。要从乡村发展的阶段性和乡村区域的差异性出发，处理好乡村建设普惠性、基础性和兜底性与乡村建设动态性、差异性和发展性的关系。

　　五是乡村环境和公共设施的治理既要运用刚性制度，又要运用柔性制度。前者与法治有关，后者与村民自治和德治有关，同时也可以引入市场制度，使公共品转化为市场品，进而形成多种治理机制融合的治理体系。

　　“从发展路径选择方面看，‘千万工程’的实践与不断深化，为我们提供了从乡村实际出发的‘三农’更快更好发展的路径选择和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的路径借鉴。”黄祖辉说。(完) 【编辑:田博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