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光明日报 刘黎明  

原标题：对“婚育焦虑”应疏导而不是贩卖

【影视锐评】

一直以来，“婚姻”和“家庭”都是深受影视作品追捧的热门题材。从《新结婚时代》《王贵与安娜》《金婚》到《父母爱情》《三十而已》《小舍得》，不同年代的爆款电视剧为观察婚姻观念和家庭生活变迁提供了重要窗口。近年来一个明显的趋势是，传统以家庭关系为核心的生活取向型影视剧，逐渐被以女性主导的婚育类话题为取向的创作取代。相较于平凡生活中的家长里短，女性尤其是职场女性如何处理家庭、工作和育儿的关系，变成时下最立竿见影的流量密码。这一方面表现出整个社会女性意识的觉醒和女性地位的提升；另一方面也是普遍的婚育焦虑的媒介表征。

如何看待这种影视热潮的社会影响，可以从两方面展开：一方面，婚育类影视剧全方位展示了当代婚姻生活的多种面向，其所传达的追求独立自主的现代家庭理念可以对年轻人形成积极的价值引导。同时它们试图以家庭为切入点回应生育、教育等结构性问题，引起了广泛的讨论和反思。从长远来看，有利于推动社会进步与政策创新，体现出文艺作品服务国家和社会发展的责任担当。另一方面，为了未来行业更健康有序地发展，在肯定其正面影响的前提下，更重要的是警惕可能存在的风险。在短视频平台快速普及之后，受众自我生产的内容和影视剧中的碎片化信息成为受众社会认知的重要来源。其中不乏虚假夸大或者故意制作的负面话题，一旦与现实生活中的经验片段相互耦合，极易加深固有的刻板印象，并且通过信息茧房的强化作用造成“不婚”“不育”等极端逃避心理。所以，如何把握“渲染焦虑情绪”和“促进问题改善”两者之间的度，是影视作品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

近几年影视市场上所谓的“爆款”都不同程度地表现出类似争议。比如现象级热播剧《小欢喜》《小别离》《小舍得》三部曲，分别聚焦高中、初中和小学孩子成长的关键阶段，从家庭教育切入都市社会的亲子关系命题。三部作品的成功之处在于相对真实地反映出当代家庭在子女教育问题上面临的焦虑、挣扎和无奈。高考的唯分数论、中学的出国热、小升初的鸡娃内卷，这些都是普通人在养育下一代过程中可能遭遇的困境。电视剧通过剧中人物对家庭生活、教育观念的探索，实现不同代际成年人与社会、自我、父母、伴侣和子女的多重和解，为解决当下的婚育焦虑提供了现实观照。但是某些剧情过度戏剧化地渲染焦虑氛围，也同时造成过犹不及的负面效果。比如《小舍得》，两个家庭丧失理性的教育攀比和令人窒息的鸡娃手段，为年轻观众带来的心理恐慌已远远超过了良性反思。因此，虽然影视剧的立意是希望借助家庭场景中的细微切面来呈现背后更宏阔且复杂的现实，但其创作过程必须更巧妙地处理不同情节之间的戏剧张力，才能更好地实现观念引领和社会疏导的效果。

从深层来看，影视作品中越来越严重的“贩卖焦虑”问题可以部分归因于创作对社会不断固化的阶层想象。目前热播的大部分婚姻家庭剧的基本设定都是高收入阶层，人物的核心矛盾集中在保持社会地位、实现阶层跃升或者平衡高级职场女性的婆媳冲突。这种剧情显然悬浮于多数普通人的日常经验之上。它们通过戏剧元素构筑了一个遥远的他者世界，人物解决问题的路径很难具有普遍性和可借鉴性，普通人只能从中获得碎片化的情感共鸣，却不得不承受巨大的落差感和无力感。在剧中，焦虑是真实的，未来是虚妄的，如果掌握更多社会资源的人都不可避免地被现实裹挟，奋斗中的青年人又该如何抵抗生活的重压呢？由此可见，当影视作品过于强调阶层位置，就容易形成文化区隔而失去与现实生活的有效连接，其结果是削弱社会问题的关注度而被情绪主导。

相对来说，《父母爱情》《人世间》《亲爱的小孩》等生活剧提供了更恰当的解决方案。虽然三者都提及不同年代婚姻、家庭、育儿的诸多不易，尤其《亲爱的小孩》开头塑造的女中学教师的丧偶式育儿经历，一度在网络上引发“贩卖焦虑”的争论。但是剧情有意识地将焦虑紧张感消解在生活的琐碎和温情之中，使相关情节具有更高的合理性。然后通过主人公的个人成长来展现普通人面对生活困境的勇气和韧性，将受众原本的焦虑变成深度共情与情感激励。从这些案例可以看出，在真实反映现实的前提下，影视作品渲染情绪或者提出问题都不必然引起负面的社会影响，关键在于如何以观众信服的方式处理这些情绪。回到最真实质朴的生活本身，或许才能真正帮助更多人找到应对未来不确定性的方法。这也提醒监管部门和创作者要更加关注影视题材的多样性和丰富性，不能为了追逐流量完全迎合受众的喜好，从而忽略“生活”的力量在这个时代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作者：刘黎明，系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博士后、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