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南方都市报  吴斌

流行病学调查专家，从左至右：肖斌、陈磊、张青松。

“张某某是1月23日，最后一个进到这所看守所，接着2月10日，他就离开了。2月20日，丁某第一个开始发烧发病。”“那看守所这条线就清楚了。”3月4日一早，武汉蔡甸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疾控专家福尔摩斯“上身”，他们正对之前现场流行病学调查的结果做复盘和分析，试图还原该区一所监狱内新冠病毒传播的链条。

3月6日，武汉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74例，一个多月来武汉新增确诊病例首次降至100以下。3月7日至3月9日，武汉新增确诊病例继续降至41例、36例、17例。

“武汉疫情已经进入灭火阶段”。从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来到武汉的一位疾控专家对南都记者这样说。对疫情防控来说，在这样一个阶段，流行病学调查的作用也将越来越为关键。

　　待解的谜团

他到底从哪里感染了病毒，目前还是一个谜团。但至少，肖斌和陈磊已经对郭威的密切接触史有所了解。

3月4日这天，武汉市蔡甸区的新增确诊病例已经降低到个位数，只有7个人。其中有4个人是在此前确诊感染者的密切接触者当中发现的，这意味着这4个人是在这个隔离点发病的，其传播途径已经切断；只有3个人是新发现的散发病例。

来自疾控系统的广东第23批援助湖北医疗队队员肖斌和陈磊2月23日出发来到武汉，他们一行4人，是广东派出的最袖珍医疗队，其最重要的任务是，支援武汉市蔡甸区疾控中心的流行病学调查工作。

会议结束后，肖斌、陈磊和蔡甸区疾控中心副主任张青松3人穿上防护服、隔离衣，戴上护目镜、N95口罩等装备，开车前往蔡甸区的妇幼保健院（2月中旬被改建为方舱医院），寻找最新发现的新冠病毒感染者郭威。

前一晚，方舱医院通过信息系统上报了郭威的感染状况。按照要求，对于散发的个案，疾控工作者要在24小时内完成流行病学调查（业内简称流调）。

在未做流调之前，每个散发病例都是一个“谜”。“我们暂时不知道是谁把病毒传染给郭威，此后他接触过谁，坐过什么样的交通工具，去过哪些地方，和谁见过面，谁可能是下一个病毒寻求扩散的人类宿主。”

三人先找到了病区负责医生，医生从系统中调出了郭威的病历资料。

65岁的郭威是武汉郊区一农村村民，有心衰基础疾病，2月下旬出现下肢水肿，一开始没有重视，但情况越来越严重，2月26日到医院做检查，当时体温36.5℃，并没有发烧。3月2日，他做了第一次痰液核酸检测，结果是阳性，转到了方舱医院。转院之后，郭威做了第二次核酸检测和CT检查，结果也是阳性。

郭威说，自己家里没有人，弟弟郭军在照顾他。弟弟也已经在方舱医院隔离，检测结果阴性。除此之外，弟媳妇等人都没有接触过。

“这段时间，您有没有和邻居走动过？侄女侄子来看过您吗？”郭威给出否定的答案。核酸检测阳性，但却没有发热等症状。郭威可能是一名无症状感染者，他所在的村庄无人感染，他到底从哪里感染了病毒，目前的推测是在就医过程中发生交叉感染，源头仍有待进一步调查解开。不过，至少，肖斌和陈磊已经对郭威的密切接触史有所了解。

　　病毒猎手

通过流行病学调查，可以找到病人感染的来源和传播途径，尽早地控制传染源，切断传播途径，防止疫情进一步蔓延。

来武汉前，肖斌和陈磊分别在广东省职业病防治院和南方医科大学皮肤病医院工作，他们都是公共卫生医师，有流行病学研究背景。

在这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阻击战中，除了忙碌在隔离区的医护人员，还有被称为“病毒猎手”的公卫医师工作在第一线。

国家卫健委副主任于学军介绍，此次抗疫，中央从湖北以外的省（区、市）选派了400多名流调人员，帮助指导湖北省特别是武汉市开展流调工作。

“流调工作就好比在前线的一项侦察工作”，湖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病防治研究所副所长童叶青接受采访时说，通过流行病学调查，可以找到病人感染的来源和传播途径，只有这样才能尽早地控制传染源，切断传播途径，防止疫情进一步蔓延。

“每一步都尽量找到精准信息，患者对很多情况回忆不起来，你就要想办法找到一个有力的证据，例如他可能昨天看病，你要尽量找到他的就诊单号；或者他说前两天坐过高铁，就要尽量找到他乘坐的具体车次及车位号。”武汉市武昌区疾控中心流行病学调查组组长明方钊说。

相对于散发个案，聚集性疫情的流调更为紧迫。聚集性疫情是指14天在小范围（如家庭、办公室、学校班级、工厂车间）发现2例及以上确诊病例或无症状感染者，且存在人际传播的可能性，或共同暴露而感染的可能性。

结束了在医院的调查后，肖斌和陈磊决定去郭威和郭军在农村的家看一看。某种程度上，他们的工作和记者有相似之处——只有到达现场，才能了解更真实的情况。他们找到了郭威的弟媳妇和家人，了解他们是否存在暴露史。这次，他们还带了消杀喷雾器，要对现场的部分区域做消杀，对病毒赶尽杀绝。

　　最后的“扑火”

各地驰援的疾控专家已经开始“最后的扑火”——找出不在密切接触者当中的所有感染者，以及这些感染者的密切接触者。

和其他省份城市不一样，武汉严格的封城和社区封闭措施，使得病毒感染者的活动轨迹变得相对简单。对流调人员来说，这意味着病毒的传播链条被切断了。但即使如此，“我们还是需要去了解，否则无法知道。”肖斌说。

对于疫情防控而言，“临床治疗与流调工作缺一不可。”广东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林立丰表示。前者在减少存量，后者则是减少增量。

广东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首席专家何剑峰解释，“流调”目的主要有三个：一是通过调查病例的发病和就诊情况、临床特征、危险因素和暴露史确认病例来源；二是及时发现和管理密切接触者；三是及时掌握疫情的特点，为研判疫情发生发展趋势提供数据支持。“是否存在人传人？这必须有流行病学调查作为依据。”何剑峰接受采访时说。

由于种种原因，武汉错过了时机。新冠肺炎疫情在暴发之初，患者数量井喷式增长，大量感染者在发热门诊等待就医，一部分人等不到床位只能在家自我隔离，最终发展为重症甚至危重症，有的还感染了家人。

在病例这么多的情况下，一线流调人员的任务量巨大。这个阶段的防控重点是入户排查四类人员——集中收治确诊患者；集中隔离疑似患者；集中隔离观察无法明确排除的发热患者；集中隔离观察确诊患者的密切接触者。

方舱医院陆续建立后，武汉开始实施“应收尽收”，床位数也增加到了超过4万张，并出现“床等人”；全国各地的3万多名医护人员驰援，轻症患者得到及时管理，重症患者也得到全国重症医学专业医护的救治。

情况出现扭转。到3月6日，武汉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74例，一个多月来武汉新增确诊病例首次减至100。3月9日，这个数字已经降到了17。

各地驰援的疾控专家已经开始“最后的扑火”——找出不在密切接触者当中的所有感染者，以及这些感染者的密切接触者。“这样外面的风险就会越来越少，直到有一天变为零。”肖斌说，“如果这个尾巴没有收好，仍有未被发现的感染者，未来随着复工复学，社会流动性回升，人群间就还有病毒感染暴发的可能性。”

现在的要求是，不仅要对确诊病例做流调，对于疑似病例和发热的病例都要做流调。

　　话你知

　　流行病学调查

流行病学调查是了解疾病的一种重要方法。如今被视为当代流行病学的奠基人之一的是著名的内科医生和牧师约翰·斯诺（John Snow）。他在1854年负责调查伦敦的一起霍乱疫情，他使用访谈、病例识别和绘制地图的方法找出那次疫情的病源是百老汇街附近一处受污染的水泵。由此，人们及时控制了疫情，阻断了霍乱的进一步扩大。

广东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首席专家何剑峰解释，“流调”目的主要有三个：一是通过调查病例的发病和就诊情况、临床特征、危险因素和暴露史确认病例来源；二是及时发现和管理密切接触者；三是及时掌握疫情的特点，为研判疫情发生发展趋势提供数据支持。

（文中的郭威、郭军为化名）

采写：南都特派记者吴斌 发自武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