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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家训扬新风之439/北山乡邵家畈村(三):老红军邵永清回首在周恩来同志身边工作的重庆岁月

©原创 2024-06-23 13:45  阅读:2268 

【家训家规】老幼无欺,披肝裂胆如胶血;贤愚不昧,剖腹屠肠见洗心。 

我所整理的都昌籍老红军邵永清(1915年——2011年)不平凡的革命生涯的史料,大都来自邵永清的孙女邵钧的原始资料的提供。80后的邵钧女士现今在广西桂林成为一名律师,其名就是老红军爷爷取的,带有红色印记。2011年前,她叫邵宏;2011年之后,她叫邵钧——“宏(红)”“钧(军)”,就是取“红军”之寓意。邵钧近日发给我,她爷爷邵永清1987年7月回忆1939年前后在重庆八路军办事处担任电台报务员时,聆听周恩来同志的教诲而成长的故事。对这段亲历者讲述的珍贵革命史资料,在此特以口述实录的形式整理出来,首次公开发表,传之后世。

重庆八路军办事处旧址 (网络图)

我离开重庆八路军办事处虽然四十八九年了,但那段严峻的对敌斗争生活,一直记在我的心上。我当时有幸经常聆听周恩来同志等党的高级领导人的教诲,让我终生难忘。 

1938年春,沿途积雪未融,我同“抗大”的一批青年干部从延安往西安到重庆。自从国民党政府迁都重庆之后,重庆的政治形势十分复杂。我们到重庆的当晚,就遇上日本飞机的轰炸。一起躲警报的同志告诉我:“躲了日本人的飞机,还没完呢。”这话的内涵,我是后来才弄懂。

周恩来同志在重庆 (网络图)

我被分配在八路军办事处担任电台报务,对外的身份是见习机务。办事处对面不到两百米是参议院会大楼,就是国民党的特务机关和外国人操纵的国际情报特务机关。办事处的人上街,至少要两个人结伴同行,以便遇到意外时有人回家报告。外面到办事处来的人,特务盯梢是家常便饭。便衣特务、武装特务、宪兵、中统和军统的,他们随时都会突然闯进办事处,以种种借口搜查。我们的办公室、机要室,一年四季松不得神,每个房都准备了烧文件的陶盆,还有稀硫酸、石灰粉,要紧时弄一些往那些狗东西脸上撒。电台、密码、情报、波长、呼号、会晤时间,全靠脑瓜子记,什么时候都不能写在纸上。只要专人听到内部警铃一响,大家马上动作。我在机要房就赶紧扭乱收报机的刻度盘,拔掉发报机的一个真空管子。特务进来一看,除了几台一般的机子,就是一架英国造的收听广播的收音机。敌人抓不到我们什么把柄。我们机要房的三个人还在发报时间、发报手法的变换上想出种种办法,同特务周旋,保证了办事处同在延安的党中央、华北前总、海南五指山游击纵队、西安等地的无线电联络畅通无阻。我们时刻想着党和人民的利益,不惜牺牲个人的一切,完成做好首长耳目的任务。

本文作者(左5)在邵家畈采访时留影

我们尽管学到了一些在敌人眼皮底下工作和斗争的本领,但心里却积了一股气,有一种很强烈的用武力惩罚敌人的愿望。那时,南方局书记周恩来同志几乎每星期都到办事处来一次,有时是看望大家,了解情况,有时是作目前形势报告,有时和叶剑英同志给我们上联共党史课,有时和我们一起做“抓鸡脚”的游戏或者搞文艺活动。有时吃毕晚饭,我们在办事处的院子里看到了周恩来同志,大家一下围上去说:“周副主席,给我们多发几条枪,多发几颗手榴弹吧,我们要保护首长安全和办事处的安全!”

周副主席当时穿一套浅色西服,人约有四十岁了,看起来像三十出头,很潇洒英俊,气量如海。他笑着一个个听我们讲完,才说:“同志们呀,多发几支枪给你们又有什么多大用处?我们是在人家心窝子里工作,没有摩擦,没有斗争才怪呢。同志们的心情我是可以理解的,但大家要看到,我们有在敌后抗日的八路军、新四军、民兵,有上百万人,而且在各个战场打得好,打得敌人屁滚尿流。有解放区的人民、国民党统治区的人民、沦陷区人民的各种大力支持,有世界反法西斯人民的支持,我们八路军办事处有坚强的后盾,我告诉同志们一定要看大局。重庆的特务再凶,现在还不敢轻易拿我们怎么样。不然的话,光我们办事处这几十号人,再加上我,加上南方局的几位领导人,再加上邓颖超大姐她们,给敌人当菜吃都不够哟!你们要知道,我们的前方有那么好的军队,同时你们要知道,我们正是在敌人心脏里工作。”周恩来这么一说,他把我们这帮年轻人逗得哈哈大笑起来。

邵永清与老红军欧阳华(左)

“你们说是不是呢?”周副主席像往常一样平易近人,喜欢用一种商量的口气问我们。然后又嘱咐我们,一定要努力学习文化,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配合华北前线打胜仗,打大仗!周恩来的一番话,扫尽了大家心头的郁愤,我们顿时觉得天宽地阔。

不久,敌人捣乱,掐断了我们重庆办事处的高压线,我们与外界的联络中断了,给延安的电报不能按时发出,办事处几个搞技术的同志请示了办事处主任钱之光同志,就拿起绳子自己出去查线。在距离办事处两百多米的地方,找到了断头。我们爬上高压线杆正接线时,几个武装警察、特务、宪兵都跑过来阻止。我这时想起周副主席的话,不再把气势汹汹的便衣特务放在心上。我们一边手上快快当当接线,一边理直气壮地说:“咱抗日的,不给供电,那他是什么人?你们也是中国人,难道你们要做亡国奴?你们不会吧。”我们大声喊过后,有个敌特站在水泥电杆下,把枪栓拉得哗哗响,用吃“花生米”来威胁我们。我们毫不畏惧异口同声喝道:“喂!你们听到,我们如怕死不会到这里来。你们敢开枪,总有一天有人惩罚你们!”其实,敌人欺软怕硬,装腔作势,谁知我们是吓不到的人。线一接好,报务员发报机就哒哒地响了。办事处钱主任当天就向周恩来副主席汇报了此事。隔了两天,周恩来同志在办事处小会议室召开的会议上,肯定了我们一心为公,为革命事业不计个人安危,有理、有利、有节的对敌斗争精神,使我们受到了巨大鼓舞。一小撮敌人在我们的严辞下,受到教育和感染,回去议论:“为抗战救国真有不怕死的硬骨头。他们就是硬骨头!”

卲永清夫妇参加桂林老年艺术团红色节目表演

1939年元月,国民党召开了五届五中全会,提出“防共、限共、溶共、反共”的倒行逆施,设立了“防共委员会”,国民党顽固派对我党领导的抗日力量进行了残酷凶恶的进攻。蒋介石对共政策发生重大转变,国民党顽固派极其害怕和仇恨中共抗日力量,蓄谋破坏国共合作。新四军平江通讯处成了国民党顽固派的“眼中钉”。

1939年6月12日,驻湖南平江的国民党第二十七集团军总司令杨森执行蒋介石的密令,突然袭击新四军平江通讯处,将中共江西省委副书记兼湘鄂赣特委书记涂正坤、中共湘鄂赣组织部部长罗梓铭、新四军驻赣办事处秘书兼江西省委组织部部长曾金声、中共湘鄂赣特委秘书主任吴渊及通讯处工作人员吴贺泉、赵绿吟等残忍杀害,制造了震惊全国的“平江惨案”。周恩来同志利用他中共中央驻渝代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的合法身份,给政治部长陈诚,军令部长徐永昌等人先后发电,以确凿无疑的客观材料,驳斥了国民党当局制造歪曲“平江惨案”的无耻行径,指出其问题实质是反共和对日妥协。7月28日,他又大义凛然电告国民政府国防部长何应钦,一方面痛加驳斥,一方面要求将肇事人送交军事法庭。为了更科学、更正确地把握因“平江惨案”引起的局势变化和国共军队的摩擦,周恩来同志不顾当时的险风恶浪,随即奔往延安,与毛主席、党中央共商大计。8月1日,在延安追悼“平江惨案”死难烈士的群众集会上,毛主席发表了必须制裁反动派的重要演讲。后来,国民党军的朱怀冰、石发三等三个师,时隔不久,被八路军歼灭,国民党被迫与我们共产党坐到了谈判桌上。

邵永清1998年在桂林市作革命传统报告

经过一年零八个月在重庆八路军办事处的工作,我对周恩来同志关于“一定要看大局”的教诲理解得更深刻了。他不仅身在虎穴敢于斗争,善于斗争,而且作为当时党中央在重庆的全权代表,心里时时刻刻只有党和人民,如深深立于他心田的南天一柱,巍巍然浩气贯日,凛凛然不可侵犯。他从不顾个人得失安危,致使敌人怕他。我们敬他!我们想他!我们爱他!

1939年初冬,我因工作需要又调回延安。但周恩来同志从长征爬雪山过草地到重庆八路军办事处,一路对我的教诲、熏陶,已转化为我的终生营养,沉淀在我的血液里。

邵永清为小学生题词“祖国的希望”

我来讲讲我在重庆躲日本鬼子飞机轰炸的经历。我分到重庆八路军办事处,新的环境下,首先要熟悉情况。办事处主任钱之光给我们介绍敌情。在电台工作的老同志肖贤法夫妻、何尚昆、申光、刘成义等同志也提醒我,要时刻警惕狡猾的敌人特务。搞报务技术的是傅英豪、唐旦夫妇,在对一台英国制造的收音机改装后,教我们改变波长,躲开敌人的干扰。电台报务员有我、黄志文(广西田阳县人)、杨才三人。

晚年的邵永清讲述红军长征故事

我刚到重庆八路军办事处主任当天晚上,就遇到钻防空洞躲警报。日本鬼子的飞机飞临,这时国民党仅有的几架飞机也起飞,在天空旋转,待日本的飞机飞走了好一阵,国民党的飞机才敢返回机场降落。我们八路军办事处有自己挖的防空洞,还安排了武装人员和便衣在洞外的山坡上站岗,一方面防止敌特人员冒充我们的人员来浑水摸鱼盗窃机密文件,另一方面对日本飞机飞来发出警报信号。防空洞内部也安排站岗,保护首长安全。我们的防空洞还备有直流电灯,如果敌机投下的炸弹炸断了交流电线,我们还可以用电瓶点电灯照明。那时警报一般拉三次,第一次是预备警报,民众就得进防空洞。1939年夏天的一天,日本的飞机突然飞临重庆上空,警报都来不及拉,就见狂轰滥炸,嘉陵江两岸的民众,特别是江中停船燃烧,船民死伤无数,看不到一具完整的尸体,惨不忍睹。敌机飞走后,我们八路军办事处工作人员在钱之光处长带领下,组织救护队,进行现场救护;拿着石灰盒、竹夹、大钳等在石缝里收捡死难者的尸骨掩埋。这一行动,感动了四周围的群众,一起来收捡血肉横飞的同胞尸首掩埋。看到当时的惨状,我们在江滩流下了眼泪,日本强盗对中国人民犯下的血债,我们一定要用血来偿,誓为死难同胞报仇。1984年10月15日,我们桂林市老红军干部到重庆参观了红岩革命纪念馆,看到一些展出的实物,我作为当年在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工作过的同志,感触特别深。我特意与邓馆长谈起我在周恩来同志手下工作的这段历史,邓馆长她告诉我,邓颖超大姐就是在昨天(10月14日)乘船离开重庆的,我连声说可惜可惜,不然在重庆可见到当时已85岁高龄的邓大姐,重温那段难忘岁月。

来源:汪国山 部分照片由邵钧提供

责编:石小玲

审核:陈典洪

终审:付文龙

监制:朱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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