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昌县城及周边有古八景之说，其名为：野老岩泉、石壁精舍、陶侯钓矶、苏仙剑池、南寺晓钟、西河晚渡、矶山樵唱、彭蠡渔歌。本“传家训扬新风”系列钩沉过其中的七景，此篇专叙剩余未诠释的“陶侯钓矶”。
陶侃 像 （余亚飞 画）
“陶侯钓矶”的景中人是“陶侯”，也就是东晋名将陶侃。“侯”，是古代的一种贵族爵位，封号与功绩相连。最早在周朝时，正式确立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位，后来不同时代封号有所不同。称陶侃为“陶侯”，实际上在尊崇中有狭义和广义两种指向。狭义的是陶侃受封过食邑之侯，晋史载且有两次。一次是得荆州刺史刘弘之荐，陶侃因军功而被封为东乡侯，食邑一千户。此前，陶侃的底层攀援的小吏履历是：寻阳县监管鱼梁的小官、武冈令、南蛮长史；此后，陶侃因战功一路得擢升，先后任江夏太守、加鹰扬将军，武昌太守、加龙骧将军，南蛮校尉、荆州刺史，加宁远将军，一度短暂免官后官复原职，因平定广州被封为柴桑侯，食邑四千户。遂后，因平定王敦之乱有功，陶侃先后任过江州刺史、湘州刺史和交州刺史，进号征南大将军，又得升迁为都督荆、雍、益、梁四州军事，领荆州刺史。可见，这仕途驿站的“柴桑侯”之隆位远非当年的东乡侯所能媲比。那么，广义的“陶侯”之延拓，便是指陶侃晚年的“位极人臣”，被朝廷任命为太尉，封长沙郡公。晋成帝咸和七年（332），重病中的陶侃“上表逊位”。他从荆州坐船回他的封地长沙，溘然病逝于行船中，享年76岁，谥“桓”。陶侃墓在湖南长沙县南。身为太尉，封长沙郡公的陶侃，当然当得起后世尊称其为“陶侯”。
都昌实验小学校园内陶侃 石像
“钓矶”，即钓鱼时坐的岩石。古诗家有用《钓矶》作诗题的。譬如宋代丘崇有《和朱子武夷杂咏十首》，其八为《钓矶》：“清溪转回环，石矶俯深碧。公来坐忘归，此意白云识。”宋代项安世亦吟《钓矶》：“水深石可竈，水浅石可矶。多谢山中石，与翁不相违。”明代 李梦阳吟《钓矶》：“矶根浸寒水，细草绿如发。夜鱼不受饵，石上坐秋月。”更有诗句中含“钓矶”词的。譬如唐代诗人皮日休的《西塞山泊渔家 》：“白纶巾下发如丝，静倚枫根坐钓矶。中妇桑村挑叶去，小儿沙市买蓑归。雨来莼菜流船滑，春后鲈鱼坠钓肥。西塞山前终日客，隔波相羡尽依依。”唐代赵嘏的《曲江春望怀江南故人》：“杜若洲边人未归，水寒烟暖想柴扉。故园何处风吹柳，新雁南来雪满衣。目极思随原草遍，浪高书到海门稀。此时愁望情多少，万里春流绕钓矶。”诸诗中“钓矶”的意象，一为亲近美好大自然，二为超凡脱俗的精神追求。那么，陶侃当年的“钓矶”是不是也有这种精神上的高蹈呢？究实“陶侯钓矶”是人间烟火气之钓。陶侃在彭蠡湖（今鄱阳湖）垂钓，是取上钓之鱼作菜食，孝敬母亲，多余者集市售出贴补家用。
陶侯钓矶处今地貌
“陶侯钓矶”是发生在陶侃人生哪个阶段的事情呢？这就有必要交待陶侃落藉都昌县（古称鄡阳）之缘起。据都昌陶氏文化研究者陶至锦先生在《陶氏文化纪略》小册中推介，都昌陶氏尊奉帝尧六十一世孙陶同公为第一世祖。陶同（180-249），东汉徐州牧陶谦从弟，避三国鼎立之乱徙居江东，生子陶丹（213年-291年）。初征为东吴（太子府）牙将，后于东吴赤鸟年间为太子（孙亮）舍人。刘凤元年（252），孙亮登基后，封陶丹为扬武将军。晋咸宁六年（280）吴平，陶丹失去了官俸，只好徙家浔阳之德化。晋之浔阳在今湖北黄梅境内，晋永兴元年（304）分庐江之浔阳及武昌之柴桑，置浔阳郡。治在今九江马回岭，辖鄱阳、乐安、余汗（今余干）、鄡阳（今都昌）、历陵、葛阳、晋兴（今德兴）等地。晋惠帝元康元年（291年），陶丹病逝。唐代李冗所撰《独异记》载：“晋陶侃微时，丁父艰，将葬，忽失牛，不知所在。遇一老父，谓曰：‘前有一牛眠圩中，其地若葬，位极人臣。’又指一山云：‘亦其次，当世出二千石。’言讫不见。侃寻牛得之，因改葬地。”又有一说言当时陶侃无财购这块牛眠地而草草葬父于九江鹤问湖仙居乡兴良社。父亲没有葬牛眠地，直至年老时陶侃都还想把父亲移葬都昌矶山之牛眠地，与母湛氏合葬而终未果。陶侃丁父忧后，于晋元康二年（292年）携母湛氏（239年-307年）带眷首徙鄡阳望仙之陶园冲，择居金线吊葫芦，即今都昌镇西河村委会陶园水库内（1958年建陶园水库时清理出约200余平方的宅基遗址）。一说陶侃就是陶丹与妾湛氏生侃于都昌县境。陶侃（时年13岁）与母亲湛氏在矶山，过着“子捕鱼，母种麻织纱”的清贫生活。后移居“十里陶家冲”，后裔形成秆林世系，祖居地在今都昌苏山土目。至于陶园冲名字的来由，有两种说法：一是陶母在陶园冲垦种麻植桑，有大片麻园桑园，后人称陶园冲；二是陶侃谥号桓，此地称陶桓冲，都昌方言谐音成陶园冲。
古址处的今钓者
陶侯钓矶其景状最早出现在陶侃“微时”，也就是贫贱之年少时。清同治版《都昌县志》“卷十六•古迹”有“钓鱼台”条：“钓鱼台，即钓矶山。以其临湖有巨石如台，昔陶公钓尝坐此，后人因指为钓鱼台。”“卷之一•名胜”载“陶侯钓矶”载录文字为”陶侯钓矶：旧志在石壁谨按即钓矶山，《古今注》记钓矶在椒邱（注：今康山）下流二百六里。陶侃少孤贫，尝坐此石而钓，累年不移。其石膝磨有痕在钓矶。古《都昌县志》还载有钓矶仓：“钓矶仓——在治西钓矶山，见《水经注》云：赣水历钓坼邸阁下，度支校尉治。太尉陶侃移置此，先是邸阁前洲没，去浦远。景平元年（注：423年），校尉豫章因运出之力，于渚次聚石为洲，长六十余丈，洲里可容数十舫。江西考古录钓圻本作钓矶邸阁，即今漕仓。度支晋官掌仓廪事故，知钓圻邸阁即钓矶仓。”这段文字告诉后人，钓矶山上钓矶仓，原是在钓矶石主人辞世88载后，当地校尉用巨石在湖边洲渚上垒成的洞穴，可供风高浪急时入港数十条船。后来洐变成官家藏粮之类的仓库，都昌钓矶仓在江南粮仓中的地位值得去考究。《异苑》载钓矶在都昌县西五里，陶侃微时钓于此，得一梭挂石壁，风雨化龙而去。“陶侃在钓矶“织梭化龙”的传说，其他古籍也有记载。《太平御览》“卷四十八•地部十三·南楚诸山·钓矶山”有记，南朝宋刘敬叔《异苑》载：“钓矶山者，陶侃尝钓于此山下，水中得织梭一枚，还挂壁上。后化成赤龙，从空而去。其山石上，犹有侃迹存焉。”《晋书》陶侃列传有载：“侃少时渔于雷泽，网得一织梭，以挂于壁。有顷雷雨，自化为龙而去。”陶侃钓鱼时钓起的金梭，挂于石壁，遇雷雨化龙而去，这个典故被不少名家诵咏入诗。比如苏轼吟“人不我知斯我贵，不须雷雨起龙梭。”陆游吟：“星辰占宝剑，雷雨化龙梭。”
钓矶山今嵯峨状
明清之际的都昌先儒亦有吟诗《陶侯钓矶》。明代都昌人邵遵道诗为：“矶头风景不堪题，却笑陶侯坐钓时。山势北来云匝地，阳光东起树交枝。一梭跃水名犹在，八翼排天梦亦疑。凭吊令人增慨慕，江风江鸟遍江湄。”明代都昌诗家邵贤道诗作：“未把英雄入网罗，丝竿三尺卧烟波。自从受荐庐江后，夜夜神龙护钓梭。”同朝邵新远有诗：“清谈坐砥笑沈浮，一线竿头钓八州。任是壁间梭化去，矶头且把五湖筹。”清代都昌举人邵孔谕吟《陶侯钓矶》：“鄱湖昼夜水滔滔，几尺渔矶咽怒涛。绕岸莓苔匀野色，满江烟雨谢尘劳。惜阴最厌蒲樗戏，行乐聊将钓艇操。指点陶公盘坐处，一群鸥鹭宿丛蒿。”“陶侯钓矶”之古景致地到底在哪呢？她列入了都昌古八景之一，其范畴在县城周边；她是垂钓之地，当在水边。据都昌文史专家考证，“陶侯钓矶”在现今的县民营造船总厂码头至大红商砼之间的临鄱阳湖岸线的山岩某处，与松门山隔湖相望。清代嘉庆年间进士黄友华曾有排律《游陶侃钓矶山谢灵运石壁精舍》，其篇吟道：“不折道旁柳，但种南山柘。”“一片好湖山，千秋属陶谢。”诗中给出了地标上的参照“南山”，这片湖山离县城南山不远。又吟“嵯峨钓矶山，石骨拆天罅。精舍遥相望，变灭风云化。”说明陶侯钓矶与石壁精舍在一线，但又不是紧邻，有“遥望”之隔。抗日战争期间，有都昌镇矶山村民还看到过当地叫大港里的地方，明朝正德年间时任提学副使的李梦阳提笔书写于峭壁间的“石壁精舍”四字。石壁精舍是南朝旅行家、中国山水诗鼻祖谢灵运（385年——433年）在都昌研经时的云水间。
都昌县城“陶侯钓矶”浮雕“
登临湖上钓矶石，潮去潮来一眼收。飒飒西风烟柳舞，潇潇细雨阔江流。鹰扬万里绝横岸，浪拍千礁竞自由。塞北胡笳声不断，挽弓谁肯似陶侯。”这是陶侃的都昌后裔、1980年代生人陶嘉豪先生在2024年春所吟的《陶侯钓矶》。陶侃从少时的“持竿”，到后来的“挽弓”，辽阔的江流是他的人生钓场，那腾飞的梭龙展开着八翼一竞自由……
来源：汪国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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